真正的冲击，并非来自宏大的叙事，而是源于日常的、细碎的磨损，像水滴石穿，无声无息，却能在心底凿出深痕。
部门的报销流程，是一场冗长而折磨人的仪式。粘贴票据，填写表格，找各级领导签字，像闯关游戏，每一关都可能因为一个日期模糊、一个说明不清而被无情打回。我自认做事严谨，票据整理得一丝不苟，却在王处那里卡了三次壳。第一次，他说费用说明写得不够“具体”；第二次，质疑出租车票的起始地点“不合常理”；第三次，他指着同一张票，皱着眉说：“小骆，你这个粘贴的朝向，不符合财务归档的要求，重弄一下吧。”
我看着他那张公事公办的脸，一股火气直冲头顶。那只是几十块钱的打印费票据。我几乎能感觉到周围同事投来的、带着同情或看戏意味的目光。赵琳在一旁小声打圆场：“王处要求严格是为我们好，免得财务那里退回来更麻烦。”
那一刻，我意识到，这并非针对票据本身，而是一种驯化。一种让你服从于繁琐、无意义流程的规训，直到你放弃思考，变成流程的一部分。
我默默收回单据，回到座位，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撬起那张贴歪了的票据。胶水的残迹粘在指尖，像某种甩不掉的污浊。
就在我重新整理票据时，办公室里发生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坐在我对面、比我还早一年入职的李姐，突然趴在桌子上，肩膀微微耸动。细碎的议论声传来，说是她辛苦跟了半年的一个项目，在汇报时，被马总监轻描淡写地归入了另一位男同事的业绩里，理由是“团队协作，不分彼此”。而那位男同事，是马总监的远房亲戚。
我看到李姐抬起头时通红的眼眶，和那份迅速被她藏起来的、几乎要溢出来的委屈与不甘。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收拾东西，请假提前离开了。
这件事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投入我心湖，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刺骨的寒意。我开始留意观察。我注意到，部门里几位能力不俗的女同事，似乎都停留在某个看不见的天花板之下，承担着最繁重、最基础的工作，却在关键项目和晋升机会面前，总是“差一点”。而赵琳，那个总是笑容甜美、善于在合适的时间为领导续上茶水、记住每个领导口味喜好的女孩，却总能参与到一些露脸、轻松的活动中。
一天下午，我抱着一摞文件去档案室，在楼梯间的拐角，意外地听到了马总监和王处的低声交谈。
“……李薇那个项目，确实可惜了，但她一个女同志，家里孩子还小，精力有限，把功劳算给小孙，也是考虑到小孙更需要这份业绩，年轻人嘛，压力大。”这是马总监的声音。
“是，马总考虑得周到。女同志嘛，重心还是该在家庭。像骆清浅那种，太有想法，也不好管。”王处附和着。
我僵在原地，手脚冰凉。那些我之前隐隐感觉到却不愿确认的东西，此刻被**裸地摊开在我面前。不是能力，不是付出，而是“女同志”、“有想法”、“不好管”这些标签，构成了评价体系里沉重的砝码。
我没有惊动他们，抱着文件，像逃离什么一样，快步离开了。
晚上，我约了许明远吃饭。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低气压。
“又被那个什么王处刁难了？”他给我夹了块我爱吃的糖醋排骨。
我摇了摇头，把李姐的事情和楼梯间听到的话，碎片化地讲给他听。越说，越觉得胸口堵得慌。
许明远沉默地听着，眉头越皱越紧。“这不就是……欺负人吗？”他最终憋出一句，带着艺术生特有的直白和愤慨，“清浅，这地方听着就憋屈。要不……算了？你能力这么强，去哪里不行？非要在那一棵树上吊死？”
“算了？”我重复着这两个字，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甘。不是对这份工作本身的不舍，而是对这种……不公的、荒谬的规则的抗拒。“我什么都没做错，凭什么要我算了？”
“可你留在那里，又能改变什么？”许明远一针见血，“你一个人，能拧得过那条大腿吗？”
我答不上来。是啊，我能改变什么？我连一张票据的粘贴方式都无法自主。
回到那个小小的出租屋，我打开电脑，看着屏幕上那个无人问津的协作平台链接，感觉它像一个巨大的讽刺。我追求的效率和清晰，在这里毫无价值。我珍视的专业和公平，在这里可以被随意扭曲。
我想起父亲书房里那本《历代名臣言行录》，想起他清贫却坚守原则的一生。他曾说：“清浅，人活一世，总要有点坚持，不为斗米折腰。”
可如今，我尚未见到需要折腰的“斗米”，却已被无处不在的“砾石”硌得生疼。这些细碎的、看似微不足道的挫折和不公，堆积起来，比一次正面的重击更让人疲惫和绝望。
系统像一片巨大的泥沼，它不与你正面冲突，只是用它的粘稠和湿冷，慢慢包裹你，消耗你，直到你放弃挣扎，沉沦其中，或者，被它彻底排斥出去。
我看着窗外城市的霓虹，第一次对自己笃信了二十多年的“坚持”，产生了动摇。在这里，坚持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然后头破血流地离开？还是……？
苏曼瑾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是奋力保持自己想要的‘清’，最终可能被冲刷到岸上干涸；还是先学会在‘浊’里呼吸，活下去，再图其他。”
活下去。这三个字，此刻重若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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