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春宴，顾景琛第一次见到沈若雁。
她穿一身月白色旗袍，站在沈家公馆的香樟树下，手里捏着半朵掉落的玉兰，正低头听身边的长工说话。阳光落在她发梢，镀上一层浅金，风一吹，旗袍的下摆轻轻晃，像极了他案头那幅没完成的工笔花鸟。
“那是沈家小姐，若雁。”母亲在他耳边低语，“你父亲已和沈老爷定下，等你从英国回来，便为你们完婚。”
顾景琛没说话，只望着那抹月白的身影。他见过太多大家闺秀，或端庄，或艳丽，却从未有人像她这样，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却像把整个春天都拢进了眼里。
那时他以为，这便是缘分的开端。
他去英国的前一夜，特意绕到沈家后巷。想跟她说句话，哪怕只是道声再见。却在墙根下，听见她对那个叫阿山的长工说：“拿着这些钱，去南京读书。别一辈子困在这里。”
他看见那长工攥着钱袋，眼里的光灼人，也看见沈若雁转身时，脸上带着他从未见过的、近乎雀跃的温柔。
顾景琛默默离开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不疼，却格外清晰。
三年后他回来，沈家家道中落，婚事成了泡影。母亲叹着气说：“沈家小姐性子太倔，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等那个没影的长工，连你父亲提出的帮扶，都一口回绝了。”
他去见她，在那间逼仄的阁楼里。她正低头绣着帕子，十指上缠着布条，针脚却依旧细密。见他来，只是抬眸淡淡一笑：“顾先生，请坐。”
再没有从前的娇憨，也没有落魄的怨怼，她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我帮你。”他说，声音有些发紧。
她摇摇头，将绣好的帕子晾在竹竿上：“不必了。我自己能活。”
从那天起，他成了阁楼的常客。有时带些米粮，有时只是坐在一旁，看她绣花。她话少，他也不多言，沉默像一层薄薄的纱，罩着两个人，却不觉得尴尬。
民国四十一年的冬天，雪下得极大。他傍晚去时，见她蜷缩在椅上，脸色发白。原来她发了高烧，却硬撑着不肯请医。
他生了火，守在炉边给她煎药。药味弥漫在小小的阁楼里，她昏昏沉沉地睡着，眉头却锁着。他伸手想替她抚平，指尖快要触到她额头时，又猛地缩了回来。
那晚他没走，就坐在炉边的矮凳上，听着她偶尔发出的呓语。大多是模糊的，只有一句，清晰地飘进他耳朵：“阿山……别忘……”
炉火噼啪作响，映着他落寞的侧脸。他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的信，终究没敢递出去。
信里只说：若你愿意，我陪你等。等得到，我便送你去见他；等不到，我便陪你到老。
可他终究没说。他怕这句话太轻，担不起她的执念；又怕这句话太重，扰了她的安宁。
后来的日子，像阁楼外的流水，平缓，却也带着不易察觉的流逝。他看着她的头发一点点变白，看着她的眼睛渐渐昏花，看着她绣的花，从繁复的牡丹，变成简单的兰草。
他依旧每天去看她，提着热汤，或是新到的绣线。她会笑着道谢，有时也会问：“景琛，你说阿山……会不会真的回来了？”
他总是说：“会的。”
心里却清楚，那个叫阿山的人，或许早就不在了，或许在某个地方，过着另一种人生，早已忘了香樟树，忘了那个送他去读书的少女。
可他不能说。他宁愿她抱着这点念想，也不愿她陷入彻底的空茫。
民国五十年的冬天，他去布庄盘点账目，看到新进的一批月白色绸缎，像极了她当年穿的那件旗袍。他伸手去摸，心口忽然一阵剧痛。
倒下的那一刻，他手里还攥着那匹绸缎。脑海里闪过的，不是年少时的春宴，也不是未递出的信，而是她昨天喝鸡汤时，嘴角沾了点油花，像个孩子一样，慌忙用帕子去擦。
他想，这样也好。至少，她不用再等了。
顾景琛死后第三日，他的伙计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木盒。打开后，里面只有一沓未寄出的信，收信人那里，始终空着。
最底下的那封，是民国三十六年写的，字迹还带着少年人的青涩：
“若雁小姐，见字如面。春宴上见你，如见月出东山。知你心有所系，不敢叨扰。唯愿……你等的人，终会归来。”
信纸早已泛黄，边角处，有一滴陈旧的泪痕，像一颗从未落下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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