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家在太宗朝时，裴阶经过多年的隐忍，终于扳倒了邓颐，成为太宗时期最后一任内阁首辅。继任首辅后，裴阶采取了一些柔性措施，标榜“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实际上，这是对邓颐以来内阁首辅专权独断的自我革命，把首辅摆在一个让皇帝和朝廷百官都放心的位子上。此外，他还主动召集内阁同事一起拟诏旨。内阁的权力来源，其实是通过“票拟”（替皇帝拟定诏旨）获得部分皇权的让渡，裴阶能主动与同僚共享“票拟权”，着实不容易，难怪当时的人在他任首辅后都称赞他为“名相”。
这些举措很符合裴阶的个性。
裴阶这个人有江南人的特性，擅长以柔克刚，以柔取胜。当初他与邓颐共事多年，始终隐忍、迎合，朝廷言官骂他与虎谋皮，他都忍着，没有绝对的胜算就绝不出手。太宗皇帝晚年向他请教该如何分清好人坏人，裴阶毅然答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说的大概是他的切身体会。
太宗四十五年，裴阶推荐崔颢、吏部尚书顾策进入内阁。在裴阶看来，河南新郑人顾策为政干练，又是储君赵符府上的讲官，入阁是迟早之事，自己何不做个顺水人情？但事后复盘时人们才发现，顾策对裴阶的笼络并不领情，两人的交锋反而因此提前了。
太宗皇帝去世时，内阁辅臣中仅裴阶一人在场，崔颢、顾策等都不在。草拟遗诏时，裴阶竟然还绕开了其他内阁成员，把自己素来看重的门生、翰林学士张绪拉了进来。皇帝的遗诏发布时，皇帝本人已经升天了，遗诏的内容究竟代表的是皇帝最后的意志还是草拟者的意志，也只有天知道了。
皇帝的遗诏对自己统治数十年的弊政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废止了皇宫内一切道教活动，重新起用了一批此前被罢黜的官员。读过遗诏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辈子任性的太宗皇帝临终醒悟，反而可以百分百认定，这是裴阶借皇帝之口对多年的朝政进行了清算。朝廷百官对这些新政纷纷叫好，一时间，内阁首辅裴阶大得人心。
顾策，崔颢等内阁同僚则对裴阶越发怨恨：草拟遗诏这么大的事，你裴阶竟然绕开同僚，只拉来一个门生参与，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明宗元年，新皇帝赵符继位后，内阁一下子扩充到六个人的规模：裴阶、薛宜、崔颢、顾策、江应、张绪。
张绪在参与草拟遗诏后很快入阁，这是因为张绪跟崔颢一样，是明宗赵符府邸的讲官，但更关键的是，他有首辅裴阶的举荐。
六人中，裴阶与崔颢互相不对付，两人的争斗开始了。
最早是吏科给事中阮之应检举，崔颢在皇帝病重期间竟然偷偷溜回家，有失职守。因为阮之应与裴阶是同乡，崔颢认定，这起针对自己的举报是来自裴阶的指使。
崔颢随后在另一起事件中抓住阮之应的把柄，要求对阮之应革职处理。结果一公布，在京言官皆认为崔颢是在挟私报复，把他比作北宋权臣蔡京。
深陷舆论风暴中的崔颢唆使言官弹劾裴阶，试图转移舆论焦点，罪名是裴阶纵容儿子横行乡里。很快，言官之间开始进行一轮轮的弹劾与反弹劾，朝廷乱成了一锅粥。
周朝的言官作为一个群体，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在高层权斗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是以小官钳制大官的一个“机关”，因为言官一旦对某个官员发起弹劾，无论这个官员的职位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提出辞职，至于是否慰留，决定权在皇帝手里。
在这场言官大混战中，崔颢、顾策、裴阶三个阁员先后去职，争斗的双方两败俱伤。
新皇帝没有按照惯例对裴阶的辞职表示挽留，而是顺水推舟批准了辞请，这表明，新皇帝并不需要他这个前朝首辅在朝中“倚老卖老”。
直到这一刻，裴阶才明白无误地确认，自己的政治生命算是彻底终结了。离开京城前，裴阶向张绪做了最后的托付。张绪后来在给裴阶的信中说起此次别离，形容自己“泪簌簌而不能止”，又说“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裴阶确实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但崔颢却在两年后卷土重来。跟裴阶这一仗，崔颢赢得着实艰难。
明宗二十三年年底，崔颢出人意料地重返内阁，是张绪与司礼监太监李卞联手策划了崔颢的复职，目的是抑制新入阁的徐滁。徐滁在十几年前曾被邓颐驱逐出京，此次虽是新入阁，但资格比谁都老，因而举止傲慢。
张绪或许自认资历尚浅，无法与之抗衡，所以才再次引入强势的前同事、恩师裴阶的劲敌崔颢，作为对抗徐滁的“利器”。
崔颢回来后，内阁果然掀起新一轮争斗。
在商业中，行业老大和行业老二“打架”，最后受伤的往往是行业老三。政治也一样，崔颢和徐滁杠上了，第一个退出内阁的却是中立派薛宜——既然谁都得罪不起，那就只好得罪自己，走人算了。后来，江应也选择一走了之。
仿佛当初崔颢、裴阶权斗的重演，崔颢、徐滁再次分别调动自己的言官资源，互相弹劾攻击对方。徐滁落败，离京前愤恨不已，说崔颢的蛮横真是谁也比不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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