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老宅在城东的一条名为“槐树巷”的巷子里。车子在巷口停下，路太窄，进不去了。陈望山提着简洁的行李箱下车，深吸了一口清冷而带着煤烟味的空气，迈步向幽深的巷子里走去。
青石板路凹凸不平，被无数代人的脚步和岁月的雨水磨得光滑温润。两边的土坯院墙大多被翻新成了红砖墙，但基本的格局和走向未变。他走到一扇熟悉的、黑漆剥落得露出木头原色、带着铜环门扣的木门前停下。门虚掩着，留着一道缝。他正要推开，却听到院子里传来“哐当……哐当……”有节奏的、沉闷的敲击声。
他顿了顿，轻轻推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背影。佝偻，瘦削，像一棵虬曲的老枣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领口和袖边都磨出了毛边的蓝色布衫，头上戴着一顶同样旧得发黄的解放帽。他正背对着门口，蹲在地上，用一个光滑的木槌，一下一下，用力地、极有耐心地捶打着一段刚和好的、用铡碎的麦草屑搅匀的黄泥。在他身边，是一段用土坯垒到一半的院墙，新旧土坯交错，旁边散放着泥刀、水桶、铁锹等工具。初冬清冷的阳光斜照进来，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也将那些飞扬的细小尘埃照得纤毫毕现。
“叔？”望山试探着叫了一声，声音因为长途跋涉和心绪起伏而有些干涩、沙哑。
身影顿住了，那沉稳如心跳的捶打声戛然而止。老人缓缓地回过头来。那是一张被风霜雨雪雕刻得沟壑纵横的脸，皮肤是常年日晒后的古铜色，深刻的皱纹像地图上标示高低的等高线，密布在额头、眼角和脸颊。但那双嵌在皱纹深处的眼睛，却并未因年迈而浑浊，依然锐利、清亮，带着一种土地般的沉静和历经世事的执拗。
他是望山的堂叔，陈守仁，村里退下来的老支书。望山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体弱多病，他少年时代没少受这位性格刚硬却心地仁厚的堂叔的照拂与管束。
老支书眯着眼，逆着光打量了他好几秒钟，脸上的皱纹才像解冻的河水般，缓缓舒展开一个极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笑容。
“是望山啊？回来了。”他的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日头不错”，没有丝毫久别重逢应有的夸张喜悦或激动。他放下木槌，拍了拍沾满泥灰的手，动作略显迟缓地站起身，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咋不先来个电话？你家的老房子，我隔些日子就过来通通风，拾掇拾掇，还能住。”
“哎，叔，给您添麻烦了。”望山连忙放下行李，走过去，看着那半截新旧交替的土墙，语气带着不解，“您这是……怎么还自己动手夯土墙？现在谁家还弄这个，都是砖墙了，又快又整齐。”
老支书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从布衫的上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的、皱巴巴的纸烟，抽出一支点上，深吸了一口，劣质烟草的辛辣气味弥漫开来。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越过望山的肩膀，望向院子一角那棵枝干狰狞的老枣树，仿佛在跟树说话。
“砖墙？”他吐着烟圈，不紧不慢地说，声音低沉而肯定，“那东西硬邦邦的，冷冰冰的，不透气。夏天吸热，冬天散寒。这土坯墙，是活的。它会呼吸。夏天吸潮，屋里阴凉；冬天保暖，炕头热乎。这泥巴里有麦草，就有了筋骨，柔韧，结实着呢。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比那些花里胡哨、中看不中用的东西管用。”
他顿了顿，用穿着老式解放鞋的脚踢了踢旁边和好的、泛着湿光的泥巴，像是在检验它的韧性：“这墙基，是你爷当年一夯一夯打下的，牢靠。我给它往上再接一接，补一补，还能再用几十年。人嘛，”他转过头，目光炯炯地看着望山，“不能忘了根本。”
“人不能忘了根本。”这句话像一把无形的锤子，不轻不重，却精准地敲在望山的心上。他看着堂叔那双布满老茧、裂口和泥渍的手，那双手既能写出一手漂亮的、带点颜体风骨的毛笔字，也能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在家族群里转发各种养生文章和警示视频，但此刻，它更习惯于握着最原始的劳动工具，与土地、与麦草、与水进行最亲密的接触，重塑着生活的边界。这是一种无声的宣告，一种融入血液和日常行动中的、对过往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坚守。
望山一时语塞。他这位在高等学府的讲堂上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地论述“人地关系”、“文化传承与变迁”的学者、教授，在面对堂叔这种融入生命本能和实践哲学中的、不加任何修饰的“传承”时，他那些洋洋洒洒的理论、那些逻辑严密的论文，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带着一点知识分子的虚伪。
“这次回来，能住几天？”老支书似乎看出了他的窘迫，转移了话题，将烟蒂在鞋底摁灭。
“一周左右吧，开个会，完了就回去。”
“哦，开会好，开会好。”老支书点点头，语气平淡，“你是大教授了，见大世面，长真本事。咱灵溪，小地方，也就剩下点老祖宗留下的老古董，能拿得出手了，还得靠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来说道说道。”他的语气里，听不出是真诚的自豪，还是深藏的自嘲。
望山默默地帮着堂叔把散落的泥刀、木槌等工具归置到屋檐下干燥的地方。老支书执意要把他剩下的那点泥活干完，望山便不再劝阻，提着行李，先用那把有些生锈的铜钥匙，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自家老屋的门。
“吱呀”一声，门开了。一股熟悉的、混合着老木料、干泥土、淡淡霉味和阳光味道的复杂气息扑面而来。屋子里很干净，桌椅板凳都擦得一尘不染，显然经常被打扫。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式，蒙着白色的棉布。墙上挂着的黑白全家福镜框里，父母年轻的脸庞上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温和而略带拘谨的笑容。时光在这里，仿佛被施了魔法，凝固在了他离家的那个清晨。
他把行李放进自己当年住的那间狭小的东厢房，窗明几净，窗外就是邻居家鱼鳞般的灰瓦屋顶和一小片被屋檐切割得四四方方的、清澈的天空。一种奇异的、久违的安宁感，如同温暖的泉水，缓缓从脚底升起，包裹了他的全身。旅途的疲惫，大城市的喧嚣与焦虑，在这里似乎被这老屋、这旧物、这沉静而熟悉的空气过滤掉了大半，沉淀下来。
他重新走到院子里，静静地站在枣树下，看着堂叔一丝不苟地、用那种近乎仪式般的专注，完成最后一点夯土工作。夕阳的余晖愈发浓烈，给老人佝偻的背影、花白的鬓角、专注的侧脸，以及那新旧的土坯墙，都镀上了一层温暖而神圣的金色。那“哐当、哐当”的捶打声，不再显得刺耳突兀，反而像一种沉稳而古老的、与这片土地同频共振的心跳，一声声，敲击在他的耳膜上，也敲击在他的心坎上。
这一刻，陈望山清晰地意识到，他的归乡之旅，从他推开门，看到堂叔和他那堵正在修补的土坯墙的那一刻，就已经真正开始了。他要寻找的那个精神的锚点，那个关于“根”的答案，或许并不在他电脑里那些准备在研讨会上宣读的、引经据典的论文里，而就在这单调而执着的捶打声中，在这浓烈而真实的泥土气息里，在这位沉默而固执得像脚下黄土一样的老人身上。
他回来了。不仅仅是身体，他那漂泊已久的灵魂，也正试图缓缓地、试探着，降落在这片既熟悉得令人心痛、又陌生得需要重新认识的母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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