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被皇甫遵如拎小鸡般五花大绑，从湖州押解至汴京，囚禁于御史台。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喜欢成百上千地栖居其上，黑压压一片，故称御史台为“乌台”。苏轼因诗获罪被关入御史台这一事件后来就被称为“乌台诗案”。苏轼被关押在乌台后，御史台中丞李定等人立即对苏轼进行了提审。据南宋诗人陆游的笔记记载：从8月到10月两个多月的审讯，精神上的凌辱和身体上的折磨让苏轼心力交瘁，“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宋代周必大《记东坡乌台诗案》引），这是当时关押在苏轼隔壁牢房的大臣苏颂（因审理一桩人命官司受人诬陷下狱）亲耳听到御史们对苏轼所进行的非人虐待后的悲叹。审讯过程中，御史台收到的苏轼任职地的诗篇越来越多，开始苏轼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只是说其中一些诗句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车轮审讯后，苏轼受不住了，才说：如果定我死罪，不诛连他人，我就都认了。得到李定不诛连他人的确认后，苏轼开始对自己的诗文进行逐一的解释。元丰二年（1079年）十月十三日，御史台上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了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这让皇帝左右为难，事情愈演愈烈，牵扯的名臣名士众多，局面难以收拾，似乎即将失控。
一日，皇帝前往后宫探视病重的太皇太后，曹奶奶（太皇太后）询问皇帝孙子为何闷闷不乐。皇帝答道，有个叫苏轼的人讥讽朝政，抓捕已久却未能审理出结果，不知如何是好。奶奶问，莫非是苏轼、苏辙兄弟？奶奶久居深宫，不问朝政，皇帝惊问：奶奶如何知晓他们？奶奶回忆道，当年你爷爷（仁宗）举行制科考试后，曾高兴地说：“今日得了两个宰相之才，只是我老了用不上了，不过也好，可以留给儿孙用。”这二人便是苏轼和苏辙兄弟。奶奶还提及太祖训示：“除非谋反，一律不杀士大夫。”她告诫皇帝不能杀苏轼。在奶奶病危之际，皇帝欲大赦天下为奶奶祈福，奶奶却表示：不必赦免恶人，只需放了苏轼即可。
此时，许多正直人士也为苏轼仗义执言。宰相吴充、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纷纷上书相救。特别是王安石，从金陵（江苏南京）上书直言：“哪有圣明之世、圣道之君诛杀贤才名士的道理？”此言令皇帝深表认同，不愿损害自己英明盖世的名声。
十月二十日，曹奶奶病逝，皇帝仍大赦天下。然而，有人对此不满，认为连恶人都能赦免，却容不下一个文人苏轼。御史台官员欲将反对派一网打尽，若赦免苏轼，岂不前功尽弃？
李定上奏，要求太后国丧期间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为狠辣，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及苏轼等五人一并处死。副宰相王珪亦落井下石，对皇帝说：“苏轼有谋反之心。”皇帝大惊，问道：“苏轼再有罪过，也无谋反之意，你为何如此说？”“请看此诗。”王珪念道：“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王珪称：皇上飞龙在天，苏轼不视皇帝为皇帝，反以地下蛰龙为知己，这不是谋反是什么？神宗皇帝冷冷回应：不可如此解读，他写的是柏树，与我何干？当时还是苏轼朋友的章惇（后成政敌）向皇帝解释，龙不仅象征皇帝，也可指大臣，并从文学角度引经据典，为皇帝解围。
十二月初，大理寺（最高法院）一审判决：苏轼所犯罪行应处两年有期徒刑，但因朝廷发布全国“大赦令”，其罪应被赦免。大理寺的初判令御史台（监察院）极为不满，李定和舒亶上奏反对，强调苏轼犯罪动机险恶，要求不予赦免。最终，审刑院（检察院）在案件复核中支持大理寺判决，并强调赦令的有效性。
此结果颇合“上意”。虽免死罪，活罪难逃。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达：“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当庭释放。受牵连者中，三人处罚较重。苏轼挚友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与苏轼交往密切、不配合调查、未及时交出苏轼诗文，且对公主无礼、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后苏轼将书童高俅介绍给王诜，高俅逐步进入中央机关，最终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名人”。其次是王巩，发配岭南宾州（广西宾阳）。再者是苏辙，他曾写《为兄轼下狱上书》：“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奏请朝廷赦免兄长，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虽未涉及严重诽谤诗，但因家庭连带关系，仍遭降职，调任高安（江西），任筠州酒监（税务局酒类专卖公司总经理，相当于国有企业负责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均罚红铜三十斤（约6000元人民币），司马光、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位朋友各罚红铜二十斤（约4000元人民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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