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属火命,命运似乎总不让他拥有片刻的宁静与歇息。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年仅9岁的赵煦继位,庙号哲宗,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掌权后,全面废除神宗时期的新法,朝廷政局因此急剧动荡。
正当苏东坡在常州享受闲居生活,刚满一月之际,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下旬,他突然接到朝廷的调令:“任命苏东坡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军州事”。由于屡遭磨难,身心俱疲,且已看透尘世,他不愿再踏足仕途,更不愿成为那只死在鲁国的海鸟。凝视着门前潺潺流淌的溪水,苏东坡迟疑不决,迟迟未动身。最终,常州知州竟派士兵直接到他家“护送”他上任。这年六月,苏东坡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常州。
据史料记载,登州是中国山东省一座古老的城市,其名称源自《左传》中的一句话“登山则动,观止则穷”。由于登州地形多丘陵,故得名“登州”。在途径密州时,苏东坡旧地重游,所到之处,人们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令他极为感动。在《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中,他写道:“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
对于登州这个“山海名邦”,苏东坡仍怀有深切向往。在远赴登州的途中,他写诗送友人穆珣前往越州(绍兴)赴任,以“罇前俱是蓬莱守(越州、登州皆有蓬莱阁,故云),莫放高楼雪月闲。”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十月中旬,苏东坡抵达登州任上,本欲“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踏踏实实在登州做些实事,就此隐匿于登州。然而,到任仅五天,他便接到朝廷的加急诏书,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并责令他立刻召回京。
十一月初,刚刚安顿下来的苏东坡又不得不离开登州,踏上了漫长的晋京之路。苏东坡在登州为官只有短短五天的时间,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是,却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千古佳话。
苏东坡到任登州后,立即深入地方,了解民情,并两次登临丹崖山。他早就听说过登州海市的奇观,很想去亲眼目睹一番。可惜,苏东坡到达登州时,正值“岁寒水冷天地闭”的十月中下旬,而海市蜃楼的景象一般不会出现在这个时节。虽然未能亲眼目睹海市蜃楼的壮观景象,苏东坡展开丰富的想象,借物咏怀,神驰化外,陆续写下了《望海》、《登州海市》、《海上书怀》等诗文佳作。
他在《登州海市》一诗中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海市蜃楼的绮丽景象:“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皆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诗句所描绘的“海市蜃楼”,恣肆汪洋,仙气回荡,为蓬莱仙境增添了神秘和迷人的色彩。《登州海市》节奏铿锵,韵采飞扬,空前绝后,独领风骚,一时传阅天下,此后更是吸引了历代达官名宦、文人墨客到登州,或写诗著文,或挥毫泼墨与之唱和。
按理说这么短暂的任职期苏东坡本可以什么都不做,直接返京也无人非议,然而心系苍生的苏东坡还是将任职五日内调查了解的登州问题和解决建议形成奏章,在回京途中,连写《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和《乞罢登莱榷盐状》两道奏章,提请朝廷重视登州海防建设,减轻人民负担。
这两篇奏章对此后登州问题的改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中,针对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的险要形势,兵力却极分散,兵士武艺荒废,容易引发敌人南侵之患,建议朝廷加强登州海防建设,他的见解,对当时的海防建设极有指导意义。这一奏章是中国古代水师建设的重要文献。登州靠海,但百姓们却因买不起盐而淡食,也享受不到沿海便利资源的利益,造成登州地瘠民贫,商贾不往,盗贼增多,根源在于朝廷的“榷盐”政策,即实行盐货官府专卖制,不但加重了百姓的贫困痛苦,对国家财政收入亦有害无益,苏东坡因此写下《乞罢登莱榷盐状》,总结了“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提议“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这个提议被恩准后一直实施到清代。
据清道光时重修《蓬莱县志》的“食货志·盐法”记载:“蓬邑不食官盐,自宋代苏长公已条陈得免其累,洵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真可谓:太守只五日,惠民数百年,纵观历史有几人能够?
莎士比亚说:“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人都是演员。”人生如戏,有人演的清醒,有人活的糊涂。元丰八年(1085年),注定是宋朝历史上极不平凡和转折的一年,这一年那个誓作千古第一帝的宋神宗壮年早逝,驾崩于福宁殿,年仅9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改年号为元祐。这一年高太后垂帘听政,召回王安石变法时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和吕公著为宰相,全面推翻熙宁新法。次年王安石逝世,标志着新党变法的彻底结束。一朝天子一朝臣,朝廷开始大量启用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物,苏轼、苏辙这两个曾经反对变法屡遭贬谪的才子,赫然在启用之列。这一年对苏东坡来说,是个极富戏剧性的一年,从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到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16个月时间,苏东坡从戴罪的从八品汝州团练副使到正三品的翰林学士,官升十二级。元丰八年一年时间苏东坡连升四级,往往他刚刚到一个岗位,连同僚都未完全认识,新提拔的诏令又下来了,登州五日升迁、礼部郎中十五日升迁、起居舍人十五日升迁,苏东坡是封建皇朝一年时间里升迁最快和变动职位最多的人。
自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苏东坡入京任礼部郎中,半月后,又升为起居舍人(又称右史),是掌记言的官,皇帝近臣。苏东坡在上书皇帝的《辞免起居舍人状》中说:“臣受材浅薄,临事迂疏。起于罪废之中,未有丝毫之效。骤升清职,必致烦言。”恳辞起居舍人之职。不料仅仅过了三个月,又进一步升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国家机密。苏东坡再辞,上书说:“臣自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又擢为右史……出入禁闼,三月有余,考论事功,一毫无取。今又冒荣直授,躐众骤迁。非次之升,既难以外,不试而用,尤非所安。”东坡中书舍人之职也没有辞掉,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专掌制诰(皇帝诏令),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经常住宿内廷,承命撰拟有关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等事的文告,权力极大,有“内相”之称。苏东坡又上书皇帝的《辞免翰林学士状》中说:“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选。臣自量三者皆不迨人,骤当殊擢,实不自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四次升迁,确实叫青云直上。元祐二年(1087年),苏东坡又被擢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侍读是皇帝的老师,是高级翰林。
苏东坡的迅速升迁,一方面源于朝廷政治的迫切需求。高太后和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将变法派悉数贬谪,朝廷亟需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充实朝堂;另一方面则彰显了苏东坡个人的卓越能力。苏东坡二十二岁即中进士,先后担任凤翔、杭州通判,主政密州、徐州、湖州,才华横溢,从政经验丰富。
关于苏东坡为何在一年之内四次升职,这一谜团在宣仁太后(即高太后)一次召见苏东坡时得以解开。太后问:“卿前年担任何职?”苏东坡答:“臣为常州团练副使。”又问:“如今担任何职?”苏东坡答:“臣今待罪翰林学士。”太后追问:“何以迅速至此?”苏东坡认为是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的提拔之恩。宣仁太后却否认了这一点。苏东坡再问:“难道是大臣的举荐?”宣仁太后依旧摇头。苏东坡惊异道:“臣虽无状,却不敢通过其他途径晋升。”最后,宣仁太皇透露:“这是先帝(神宗)的遗愿。先帝每读卿的文章,必赞叹‘奇才!奇才!’只是未能及时重用卿罢了。”
就在苏东坡迅速晋升之际,弟弟苏辙在1085年(元丰八年)八月被召回担任校书郎,十月被任命为右司谏。1086年(元祐元年)元宵节后,他正式到任,九月晋升为起居郎,负责为小皇帝讲书。十一月,苏辙通过召试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久后相继担任户部侍郎、吏部尚书和尚书右丞。
兄弟二人自从踏入仕途,总是聚少离多。如今相聚于京师,同朝为官,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喜悦。苏辙的府邸与苏东坡的府邸均位于城西,两家相距不远。每次退朝后,苏辙总会顺道先到哥哥家中逗留一番。有时兄弟俩对饮闲聊,有时观看子侄们习字临帖,生活十分惬意。这段时光成为他们人生最后的欢聚。
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奉命出使契丹,兄弟二人依依惜别。苏东坡为此作《送子由使契丹》:“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苏辙出使归来后,兄弟二人依旧时常相聚。此时朝堂局势风云变幻,党争之祸再起。但在这复杂局势之下,兄弟俩相互扶持,彼此慰藉。苏东坡时常与苏辙探讨时事,苏辙也以自己独特的见解为兄长出谋划策。他们在京师的日子里,于闲暇之时,或漫步于街头巷尾,感受民间烟火;或寻一处静谧之地,吟诗作对,尽显文人雅趣。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新的挑战正悄然向他们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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