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两浙路》记载，北宋徽宗年间，杭州城郭已有五十万人，沿街店铺、饭馆、酒楼、旅社众多，大街上从早到晚人来人往。杭州城之于宋代，正如掌上明珠，它不仅是水陆两路贸易频繁的港市，也是文人墨客青睐有加的地方。与遥远的边关和京城相比，这里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祥和。而苏轼与杭州的命运交织，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苏轼一到杭州，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他在《和张子野见见寄三绝句过旧游》中写道：“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之于苏轼，不似故乡胜似故乡。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苏轼与杭州的相遇，是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完美交会。杭州因为苏轼的到来，杭州词开始成为宋词的代名词，宋词、杭州、苏轼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苏轼上任后第三天，便去拜访了欧阳修向他介绍过的僧人惠勤。惠勤和尚擅长作诗，对苏轼来说，与僧人交往是逃离官场和家庭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此外，杭州的佛寺通常都位于山水之地，兼有游览之趣。闲游静坐之间，苏轼写下了“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初来杭州时，心情十分舒畅。苏轼从前并不喝茶，但是到了杭州，受僧人设茶待客的影响，也开始研究起茶、水及煮茶的方法。加上龙井等处又是茶叶的产地，苏轼对采茶、制茶、喝茶也有所了解，还作了一首《试院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
三月的杭州，各处花红柳绿，苏轼看到杏花含苞待放，写下一首《浪淘沙》：“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这首词是苏轼现存最早的一首词。此后在杭州任通判的三年，苏轼陆续写了四十多首词，其才华尽显无遗。虽然仕途受挫，但他依然怀抱着积极用世的愿望和抱负，发出了“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感叹。这段时间，也是苏轼诗词写作的爆发期。他写的词，奠定了他在词坛的地位。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作家周文翰在《孤星之旅：苏轼传》一书中这样评价：苏轼的“基底”是士人、官员，其次才是诗人、词人、艺术家。一直胸怀致君尧舜的苏轼即便在杭州这样风光不与四时同城市里，始终也无法做到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世。
此时王安石的新法已经在宋朝广袤的土地上全面扑开，新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富国强兵的重点是重建财经政策。江南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王安石要为国家生财，要充裕国库的收入，江南是改革派重点督促实施新政的地方。变法派首推的是募役法和青苗法，虽然在朝堂上苏轼也曾附议大多数旧丞一股脑反对新法。但在实际执行中苏轼发现，募役法非常受老百姓欢迎，地方上的大地主，每户只需要缴纳六百贯的免役钱，就可免掉差役的痛苦，拿不出钱的贫民，还可以通过服差役解决生活难题。只是青苗法的弊端却很严重，在执行中，一些地方官吏强行向老百姓推销贷款，到秋收时一些受贷的老百姓因为灾年欠收等原因还不起贷款，被官府逮捕、拷打，入狱。
在州府审判犯人是通判的职责，苏轼每天都要审判一大批因青苗法还不起官府贷款的普通老百姓，他十分同情这些老百姓，但朝廷之法不可违，他每天都要痛苦不堪的在一片哀嚎声中，签署一批批无情的判词。特别是每年除夕，本来是家庭团员的日子，但按照宋例，除夕这一天，通判必须在狱中值班，并将狱中囚犯提出来逐一点名。苏轼看着这些因青苗法被无辜下狱的百姓，很想将这些狱中的人开释，让他们回家去过一个团圆年，但苏轼又想到宋朝法律，暗自惭愧，遂做《题狱壁》诗：“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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